落地
是一座被山包圍的城市啊！
這是降落塞拉耶佛（Sarajevo）的第一印象，抵達時正值深秋，山嶺隨著高度漸紅。
從機場開進市區，建築一路從南斯拉夫時期的混凝土集體住宅、鄂圖曼土耳其的木造建築，到奧匈帝國留下的華麗住屋。地景似乎暗示著此地的命運，生活於多重強權之下，不同文化交錯融合，是帝國的要衝也是前線。
小小的舊城區混雜著猶太教堂、天主教堂、東正教堂和清真寺，不違和地融入建築地景。白日漫步城內不時聽見敲鐘及喚拜聲。但並不是所有教堂能持續被使用，有些只是徒留空殼，那群抱有信仰的人們早已遷移、或是被迫離開此地。
落地當晚去酒吧參加社交聚會。不同人們因為各種原因來到此地，無法忽視的土耳其留學生和旅人，買一輛房車環遊山河的瑞士人，曾經騎著單車穿越絲路的英國人。直至今日，這城仍然是眾人匯聚之地，地理優勢讓此地成為接近歐洲的跳板，宗教傾向讓穆斯林國家的人們無需煩惱簽證，座落歐盟區外讓不少人選擇滯留於此等待刷新申根簽證，極低物價更成為久居的好選擇。
還有為了逃離戰爭遠走他鄉的烏克蘭人。Olva來自盧甘斯克州（Luhansk Oblast），家鄉位處於烏俄邊界，俄語是第一語言、學校的語言也是跟家人朋友溝通的語言。戰爭爆發之後，他的家鄉旋即被俄羅斯佔領，他不得已地離開家鄉，所屬英國公司的遠距工作讓他得以維持生計。兩年多來，旅行地漂泊於世界各地。
身在遠方而心繫故土，他與朋友不斷發起募資，在海外購買無人機寄回國內，協助戰線軍人持續推進。「這是我們還能做的事」，他跟我說。
開戰之後，很多事情改變了。他再也不使用俄語，那個屬於侵略國的語言，而是重新拾起烏克蘭語，說的慢但自己認同的語言。有些老人還是不太習慣，但基本上大家都馬上改變。原本跨越邊界的大家族因為國族認同而彼此斷絕往來，他說一個人怎麼能夠無視一切悲劇。
最後是Gábor，住在塞匈邊界的匈牙利人。起初聊的話題有些不著邊際，後來他突然說到自己在念Community Building的學位，自己發起了一個小小的電影社群，兩週一次的在家裡舉辦的晚間聚會，三五好友固定吃飯聊天，挑部老片欣賞，然後一起聊聊心得。
「為什麼你會對於建立社群有興趣啊？」，聽著他話語間流露出的熱情，同時或多或少與自己近期思考的事情有關，很想繼續聽下去。 他說自己想建立一個無分性別、種族、國家及各種認同，所有人都能感到自在、一起好好生活的社群。
有位人類學家曾經去到一個聚落，不少當地人有遺傳性的聽力障礙，因此手語成為人們溝通的主要語言，在這裡，手語不被視為特別的語言，一個人的聽力程度，不會是他被排除於社會的理由。他跟我說。
「對啊！」我附和道，說了一些自己的看法。想起背離親緣，好像曾經看過這個故事。
酒吧現場音樂逐漸鼓譟，他貼近我的耳邊，緩緩地說。
一切是從母親開始。媽媽是個聾人，他從小和她一起生活成長。小時候媽媽會把手放在他的背上，指尖為筆，一筆一畫教他學寫字母，帶他練習正確的發音，即使她自己聽不見。也因為媽媽，從小在學校開始接觸到聾人社群，看見一群和媽媽很像的人。後來自己學了手語，至今仍與許多社群朋友保持聯絡。
因為這些，他說障礙不應該成為一個人進入社群的阻礙。我們能做的是盡可能創造更inclusive的環境，讓更多人得以進入社群。說到此，他的眼角泛著淚。
跟他分享了兄弟和De Voorkamer，自己不特別喜歡用類別區分的社群。他說我早就已經懂了。
剩下的隨酒精消散於記憶。
被分裂的社會
一個國家、兩個政治實體、三個族群。
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（Bosnia and Herzegovina）是這個國家的全名，也是兩個地理區域的名稱。波士尼亞地區的主要族群是穆斯林，赫塞哥維納則多是信仰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人。在此之外，還有以信仰東正教為主的賽爾維亞人所建立的塞族共和國（Republika Srpska），是一個半獨立的政治實體，有獨立的政府議會及軍隊，以及屬於自己的國旗。如果你現在打開Google Map，還可以看見兩者之間的以虛線標示的未定界。
為何如此？故事得從南斯拉夫說起。
南斯拉夫曾經也是容納多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社會。那個年代，波士尼亞穆斯林、賽爾維亞東正教徒和克羅埃西亞天主教徒可以生活在同一片土地。鐵腕強權狄托（Josip Broz Tito）選擇不向東西方合作的第三路線，在他的統治下，國家富強，人民安居樂業，得以自由穿梭於國境邊界，是老一輩人的黃金年代。
八零年代狄托去世後，一些原本在檯面下的問題也漸漸浮現。原先以貝爾格勒（Belgrade）的賽爾維亞中央政權和各地方省政府發生衝突，零星衝突逐漸產生。中央地方財政分配不平等，官員貪污問題令人詬病，同時撲面而來的惡性通貨膨脹又使得情況雪上加霜。
緩緩醞釀的民族主義情緒與一切合流，由斯洛維尼亞開了第一槍，發起獨立公投，然後獲得壓倒性獲勝。由於地理上遠離權力中心，獨立戰爭持續十日即勝利，南斯拉夫帝國開始瓦解，加盟國一個個宣告獨立。
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如此順利。九零年代上半場，戰火連綿，死傷無數。經歷各種慘絕人寰的悲劇及國際調停，克羅埃西亞和波士尼亞才終於得以獨立。
當國家與族群綁定，國界和區界成為切分族群的隱形高牆。原本世代朝夕共處的多元族群被迫遷離家園，「回到」所屬族群統治的土地。如今首都塞拉耶佛已是穆斯林為主的城市，塞族共和國中也難見非塞族人。
「其實我從小的認同是南斯拉夫人」導覽員Edo這麼跟我說。從前的他是沒有族群認同的，在學校社區所有人都是玩在一起，是直到戰爭前夕，身為波士尼亞裔的他被趕出塞爾維亞主導的南斯拉夫軍隊，以及身處戰場，看見跟從前的自己穿著相同軍服的士兵，將坦克的砲口指向他時，他才意識到自己也是個波士尼亞人。
被命名的族群認同區分你我，成為國家動員的工具。
圍城下的童年
在塞拉耶佛遇見的中年男子有幾個共同特點：愛請客、極度chill、都有屬於自己的戰爭故事。
波士尼亞舉辦獨立公投前夕，南斯拉夫偷偷調動塞爾維亞部隊到塞拉耶佛的山頭，直到宣戰那刻，山城裡的人們已經無處可逃，狙擊手居高臨下瞄準平民，砲口朝向城市建築。他們是地理上真正地占了上風。
整整四年。對外交通管道完全封閉，只有聯合國的糧食專機可以降落機場。後來人們實在是受不了，偷偷鑿了條地道連接外界。地道只容一人過，幫助還是有限。
Edo說自己的肺曾經被敵軍子彈穿過，鮮血不止，緊急被同袍撤離戰場。他還記得自己被抬上地道軌道車，意識不清地聽著輪子在鐵軌的隆隆轉聲，被送出城接受治療。
青旅老闆Igor說自己當時十歲，雖然還年輕但仍然能清楚感受到戰爭正在發生。第一年全家只能躲在家中，街上不時傳來子彈和砲彈聲。直到家人意識到戰爭不會馬上結束，媽媽帶著他逃難，一路越過克羅埃西亞、斯洛維尼亞，最終定居於義大利的邊境小鎮Trieste。 他在義大利和歐洲各國度過年少青春，直到幾年前才決定回到塞拉耶佛開青旅，而我們所在的這棟房子正是他當年躲避砲彈的居所。
「你喝酒嗎？」說到一半，他走向冰箱，倒了兩杯rakija。太天真地一口吞下，烈酒灼口，說不出的難受。
塞拉耶佛城內各區可見圍城的痕跡：Sniper Alley是一條空曠沒有建築遮蔽的口寬廣長路，人們得加速奔跑地通過，以免成為狙擊鏡下的目標。城內路上隨處可見的Sarajevo Flower，是砲彈炸碎路邊的痕跡，城市將彈痕塗上象徵鮮血的紅漆紀念死者。更別提街道無數建築的彈孔痕，以及被摧毀的屋頂。
另一個Walking Tour導遊說自己的八歲戰爭開打，十歲學會如何開槍。他是選擇留下的人們，隨著戰事漸長，家中男人上戰場時，孩子們有時會在街頭上玩耍，即使知道各種風險，生活還是要過。
「That’s why we don’t take everything seriously」Igor像是下了結論般如此說。
我們凝視過太多死亡，因此知道許多世間發生的事其實沒什麼大不了。
語畢，他吐了口煙，再為自己斟上杯酒。
死亡之行
我們一路向東，沿著山際公路前行。
針葉林的秋天是漸層的，磚紅陽橙芥黃深綠，以及許多無法指認的顏色。
路景逐漸流轉，原先拉丁文字的看板變成西里爾字母，原為城鎮中心的清真寺逐漸被東正教堂取代，路邊是穿著不同制服的警察，街道上掛滿不曾見過的旗幟。
「Welcome to Republika Srpska」大大的看板橫立入口，我們進入塞族共和國境內。
此行的目的地是名為Srebrenica的小鎮。如果把他的名字丟進Google，跳進視窗的大概就是：
「Srebrenica Genocide」
戰爭開打後，原本居住在波士尼亞東部的多數塞爾維亞裔，對當地穆斯林村莊展開攻擊。大部分的波士尼亞裔穆斯林只能被迫逃到Srebrenica，而後聯合國在此設立安全區。
1995年盛夏，塞爾維亞裔軍隊正式展開種族清洗行動，武裝兵力進入Srebrenica。難民們只能被步步進逼，絕望地逃到時任荷蘭掌管的聯合國軍事基地。不過，彼時聯合國有限的維和部隊根本無法應對如此強大的武裝兵力，束手無策只能將難民們擋於門口之外，任由塞軍處置。
悲劇由此開始。成年男性被迫與女人孩童老人分開，後者被送往安全地帶，而前者則遭到系統性的屠殺，想得到想不到的慘絕人寰清洗行為在各地上演。男人們踏上死亡之行（Death March），從Srebrenica一路向波軍控制的安全區Tuzla前進，他們必須徒步穿越山林，後方是擁有重武力的塞軍，路程重重風險。
一週後他們終於抵達。超越一萬人從Srebrenica出發，最終只有三千人生還。
我們繼續向前，街景逐漸變得不對勁，每隔兩三間有一棟無人居住的房屋，大多外牆不是有重新粉刷的痕跡，就是赤裸裸暴露在外的彈孔痕。
Edo手向車窗外，激動地一個個介紹，這棟建築曾經有數十人被處決、那棟的受害者被士兵包圍而爬上高樓呼救、小鎮是屠殺所在地、原本這裡是聯合國軍事基地。
戰爭之後，原先的軍事基地被轉作為種族屠殺紀念博物館，門口上大大寫著：The Fail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。
冰冷室內的螢幕播放著事件經過，一幕幕影像流過，無法力挽狂瀾的國際社會，國際刑事法庭的當事人證詞，城外郊區的亂葬崗，深埋樹林的屍體，還有成為關鍵證據的屠殺影像。印象最深刻的一幕，是一群男人被綁住手腕眼睛，在公開鏡頭前被一一射殺，他們留下兩人搬運同伴屍體，完事之後他們也成為槍下亡魂。
瘦成皮包骨的男人，祈求放過小孩的母親。泣不成聲的證人，倒臥屍體才得以逃脫的生還者。
場內環繞著啜泣聲。不時得用力深呼吸，暫時關掉情緒，才可以繼續看下去。
適逢當地學校參訪，跟著聽了館方準備的導覽。
博物館負責人Hasan向眾人說明更多戰爭的細節。他說自己所有的男性親戚都死於這場屠殺，如果可以重來一次，他其實不會想要選擇站在這個位置。但正是因為一切已經發生，讓他決定要繼續留在這裡，持續讓更多世人知道這場悲劇，持續地為死者發聲，let voiceless sound voice。
九五年他隨著家人一同踏上死亡之行。好多年後，他親手埋下父親的骨骸，再兩年後埋下自己的雙胞胎哥哥。當他跟母親走向墓園時，還受到附近塞爾維亞裔人的訕笑嘲諷，甚至有人向他無情的吐口水。他想著，為什麼他們不從承認自己的錯誤？為什麼一個人死亡之後還要接受加害者的嘲諷？
Srebrenica Flower，它是這場屠殺的象徵。綠色中心代表被蓋上布的死者，白色花瓣則是為他送行的女人們。
博物館對面是紀念墓園，數千人長眠於此。
天氣正好，墓碑交錯於山谷之間。即使有心理準備，數量還是多得令人吃驚，真的看不見盡頭。穆斯林的碑石形狀有些特別，仔細看著刻在碑石上的日期，有些死者竟然與我一樣年紀嗎？
終於來到這裡。
留下的人
「How’s your day?」
今天去了Srebrenica，我告訴Igor。
要不要一點rakija？這次毫不猶豫地接受，酒精可能是忘記痛苦的最快方法。他說等等有想聊什麼再跟他說。
總覺得看了越多越沒有答案，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大老遠跑來這裡看著些很痛苦的事情，更不曉得還能做什麼。我把自己的困惑丟給Igor，他只是靜靜地聽著。最後還沒等到他認真回覆，就被酒精擊倒了。
真的沒辦法做什麼嗎？那天在博物館，Hasan是這麼跟我們說的。
處理完家人的後事之後，他下定決心進入博物館開始服務、尋找他們應得的真相，團隊們走進各個當事人家中紀錄口述歷史，組織專業工作者到叢林中尋找屠殺遺跡，他自己也成為諮詢專業，持續不斷地進行公共書寫，往返世界各地進行分享，在博物館教學推廣至現在。
做這些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，genocide is against the humanity，全人類都應該理解真相、了解錯誤，然後不再重蹈覆徹。
又或是帶領我前往Srebrenica的旅行公司Funky Tour。
戰爭之後，旅客開始進入波士尼亞，但大多只是過境之地，他們還停留著對戰爭的負面印象，不敢去到塞拉耶佛以外的城市，有時對他們還存有西方視角下的誤解。
其實就是想要破除偏見。他們訓練曾經在戰場上的倖存者成為導遊，向旅客分享他們的人生，那些他們很像讓人聽見的故事。以及設計戰場相關主題的旅遊行程，讓外來者能更全面了解這片土地的傷痕。或者也不只是戰爭，從建築、水文到食物，帶領眾人認識多元的波士尼亞。
只是一個身為外來的旅人。後來報復性地逛了很多博物館，想盡可能去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。關於波士尼亞戰爭的，圍城的，種族滅絕的，以及更多更多。故事仍然很重很震撼，但已經比較準備好了。
最打中內心的是Gallery 11/07/95，他是紀錄Srebrenica種族屠殺的攝影展。沒有文字，只有照片和音檔。
難民營的唯一上坡路，DNA抽血檢測過後的手指傷口，多年後被呼喚家屬前往領取物品的死者宣告，放滿無名骨骸的停屍間，上千具停在房間的棺材，每年七月十一日回到墓園的公車，拿鏟子埋下摯愛的親人，折彎和用不夠的鏟子。最震撼的一張是有個男孩站在田中央，拿著自製的樹枝弓箭，閉上眼睛、奮力地，朝天空發射希望。
展覽的最後是一條長廊，是所有受難者的姓名，密密麻麻黑底白字，延伸數十公里。走道盡頭是張博物館的宣傳海報，老男人的眼珠直視著你，上頭寫著：
You are the witness.
Can we learn from the past?
人類能從歷史中學到教訓嗎？
經過這段時日，總覺得問題更是，我們理解的是相同的歷史嗎？
Edo說直至今日，塞爾維亞尚未承認自己所犯下的錯誤，不願意交出戰爭相關的文件，使得國際社會變得非常難以咎責。同時他們的學校教育也會淡化自身加害者的責任，指責波士尼亞人同樣也有攻擊他們，一切只是為了自衛。
又或是時間拉遠，二戰時期，克羅埃西亞Ustaša政權成為納粹扶植的魁儡政府，以克羅埃西亞民族主義作為號召，對塞爾維亞人進行種族清洗。自己漫步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時，看見大大建築上噴著，The only genocide in the balkans was against the serbs。
在各自的敘事中，自己永遠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。動武都是為了保衛民族，維持國家穩定，出於自衛而已。永遠沒有系統性的種族清洗，自己才是受委屈的人，我們沒有承擔責任的必要。
「That’s why I hate nationalism」那晚在我快失去意識前，Igor這麽說。
邊界是保護也是排除。戰爭後的波士尼亞成為穆斯林國家，讓曾在戰爭下受苦的人們也有安心的所在，但卻壓縮其他信仰者的生存空間。塞族共和國的成立，確定塞爾維亞裔族群的生活邊界，但卻同時成為波士尼亞人不常踏入的土地，那個曾經也是他們的家園。
煽動仇恨和開啟戰爭是如此輕易，和解卻是漫漫長路。甚至不曉得是否會有那天。
「我覺得人類還是無法從歷史中學到教訓」，同行的旅伴這麼說。看看今日的烏克蘭和加薩，還有世界上發生的各種戰爭，實在無法如此樂觀。
還是沒有答案。
旅程的最後一天，去了城市郊山的制高點。
向下俯瞰，綿延山嶺的墓園，多元混雜的房屋，街道往來的人群，清真寺與教堂，煙囪裊裊上升的煙，滑翔天際的飛鳥。
無論如何，我們還是得繼續生活的吧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