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大學生的烏特交換心得中，時常出現一門名為「Coaching & Training」的課程。課程介紹直接明白，只要十週，一步步讓學生成為能夠帶領團隊、主持工作坊的教練。
作為曾經的設計思考教練（？），記得那時熱騰騰的課表剛出，迫不急待點開網頁，喜孜孜地翻閱課程大綱，好奇到底荷蘭會如何教引導學，也想對照台荷之間的不同。
樂極生悲，視線往下，Block 3，下學期才開課。只待半年的我註定無緣。
不久發現有一門名為「Train de trainer: Coaching & Training」的課程，是訓練 C&T 課程帶組教練的準備課程。概念似乎是種教練課，過去上過課程的學員可以回到教室課程助教，引導新一代的教練們。
似乎是唯一的機會了，於是寄出信件詢問修課可能。
沒有主題的工作坊
線上會議室間只有我和授課老師Danielle。「當然歡迎你修課啊」，Danielle興奮地說。但修課學生的任務是必須帶完下學期課程工作坊，如果只參加上半學期 C&T 的準備會議太可惜了，引導是個需要在實作中練習的技藝，學習理論但沒有行動有些可惜，也許還可以再多做些什麼。
「不然就來辦一場工作坊好了！」，今年剛好有另一個學生要提早畢業，也缺這門課的學分，也許你們可以一起完成。時間地點參與者不限，主題自己決定。唯一要求是試著結合引導的知識，把自己當作真正的引導者舉辦這場工作坊。
接到這通電話時人在伊斯坦堡，陽光灑落木椅，說不出的魔幻。
命中註定，隊友Nathan是位土裔荷蘭人，教育系學生，粗框藍眼的他在視訊鏡頭前分享他的故事。他的家庭來自Izmir，距離伊斯坦堡半天車程的都市，當年祖父母因為戰爭，遠渡重洋來到荷蘭，一代代在新的土地生根，他是荷蘭出生長大的人。
「我講話會比較直接喔」，他說之前跟其他東亞背景的人溝通一直不太習慣，有需求最好直接說出來，如果你被冒犯真的不是故意。言行舉止已是活生生的荷蘭人。
直接切入正題，我們想做什麼？讀教育的他未來想當老師，喜歡啟發學生成長，如果能把工作坊帶進教室好像還不錯。開始參與客廳活動的我，想聊聊關於移民的主題，期待撐開一些討論空間。
跟少年聊政治
「你有看到阿姆示威的新聞嗎？」，再次見到Nathan是在荷蘭，圖書館旁的溫暖咖啡廳，還沒找到椅子坐下，他就氣沖沖地這麼問我。
見面的上個週末，以色列馬卡比足球隊被邀請到荷蘭參與比賽，運動即政治，當地挺巴風潮下的人民不理解，為什麼政府會邀請加害者踏入他們的土地，大張旗鼓的行進街頭。所有官員裝作戰爭從未開始，甚至視若無睹的放棄抵制，根本分明是加害者的共謀。
賽前煙硝四起，網上瘋傳馬卡比球迷們辱罵阿拉伯人的影片。當天球迷們沿著中央廣場走到球場的路上，尖叫謾罵不絕於耳，激動的球迷撕毀民宅上懸掛的巴勒斯坦旗幟。怒火一觸即發，有不滿的挺巴人士把馬卡比球迷當作攻擊目標，伏擊毆打、開車撞人，城市陷入暴力與混亂。
事件之後，荷蘭政府指責襲擊球迷的民眾，認為這群穆斯林國家的移民，正是造成動亂的元兇。Nathan的土耳其身分成為指責的對象，彷彿他們是次等公民，是政府可以隨意排除的對象，即使他在這裡出生長大。
「你知道嗎？現在學校老師不敢跟學生聊這個話題」，他說至今在教室討論族群議題仍然敏感。但我們無法理解，為什麼社會上正發生重大的事情，學生最應該要知道理解的事情，所有人似乎都視而不見。我們來聊聊這個吧。
但怎麼聊？事件本身，更遠一點的以巴衝突，似乎不只是關於表態的問題。今日的學生們理解的視角，是荷蘭政府給的、公民團體聲明的，或是現場當事人所傳來的聲音。媒體掌握著我們理解的視角。
想到台灣面對多年的資訊戰，社群分化下的激烈衝突早已習慣麻木，對於假訊息或多或少皆有而文，而在荷蘭似乎一切才剛開始。學生習慣吸收社群網站上新聞資訊，那些經過剪輯、搶眼球的內容。如果說資訊是討論的基石，這些利用去除脈絡、煽動情緒、號召動員的訊息，要怎麼協助開啟理性討論呢？
「就做媒體識讀吧！」，我們從打地基開始。
給所有人的教室
「你覺得為什麼學校沒辦法聊這些？」，向下深入才發現一切都不簡單，老師擔心表態政治立場會遭致批評，同學總是習慣老師預期的答案，而不是他們心中真正認為的。如果開啟一個政治討論之前，彼此就不敢表態、相互想像對方的預設答案，我們該如何確保討論能促進思考碰撞呢？
教室也需要重新改造。權力關係是討論的阻礙，不只有老師才擁有知識，學生擁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力。也許我們該重新想像老師的角色，除了教授知識、提供正確答案之外，他們可以引導學生說出自己的看法嗎？針對學生的好奇提供幫助嗎？
或者在退一步，過往的教室是老師自己決定角色。如果一位保守的老師想要樹立權威，上對下地向學生輸出知識，他們也無可奈何。若情況相反，老師決定要用翻轉教室上課，嘗試消除師生權力的界線，但這樣的上課方式真是學生的想要嗎？或只是老師一意孤行的結果呢？我們有可能讓學生決定老師在教室的職責呢？
「也許你們可以試試看contracting」，Danielle聽完我們的困惑如此回應。可以試著跟學生簽一個班級守則，讓學生思考老師的角色是什麼，自己能做什麼，真正把權力還給學生。一起寫個屬於我們的合約，讓教室更貼近所有人的想像。
Nathan說他觀察荷蘭的學生，喜愛自由而不愛被限制。當我們邀請他們contracting時，不建議制定規則是為了遵守，而是說如果想要讓教室變得更好，我們得一起簽訂合約，讓所有人都能感到安心，自在地發言討論。以積極改變取代被動的配合遵守。
空間即是權力，我們更嘗試以各種形式破除教室中既有的權力關係。刻意不站上講台、分組討論的座位，圍成圈的椅子，「讓學生一走進教室就感到不一樣」。課程中提供學習單讓學員自行討論，藉由清楚的指示引導學生思考、寫下見解，如果他們希望老師不要主動協助，我們得確保一切活動學生能自然運行。
Nathan在學生時期是個叛逆青年，他說自己時常無法理解老師的觀點，討厭固定一致的課綱，學習只能按照老師想要的方向走。衝突是常態，翹課是對付教育體制的工具，他是老師眼中最難預測的眼中釘。他深知學生被填鴨教育的反感，更希望我們不要成為他曾經討論的老師。
既然我們有機會進入學校，那我們有沒有機會成為一座橋樑，連接不同人的想法，透過對話式的教學，讓所有參與者得以發表意見。只是不斷地給一次又一次的指令，讓他們自行完成任務。在層層疊疊體制中，撐出一個空間，把能動性還給學生，讓對話發生呢？
工作坊
早晨七點從烏特出發，天未光的冬日清晨，電車火車區間車公車，穿越草原運河彎進一座小鎮。路邊屋內的人們看著報紙、喝著咖啡，平淡愜意的週一日常。
我們回到Nathan曾經的母校，Gymnasium Felisenum。拉丁文老師給我們兩節課的時間辦這場工作坊。荷蘭同樣有學校分級制度，十二歲老師可以決定學生該分進學術或是實用技職體系，Gymnasium是給最頂尖的學生，古希臘文和拉丁文是人文組別的必修，教室裡是荷蘭小康以上的聰明青少年們，未來皆是要上頂尖大學的孩子。
「你會緊張嗎？」，活動開始前Nathan這麼問我。的確有一點呢，畢竟是第一次帶英文的工作坊。
「我很喜歡的水球教練曾經跟我說，緊張跟興奮是相同的，你覺得緊張的時候，其實代表你準備好面對挑戰了」。他曾經在水球校隊待了十多年，是校內備受期待的潛力守門員，曾經思考是否要進入職業，「畢竟還是很挑戰」，最終決定當作興趣就好。
學生接二連三進入教室，工作坊正式開始。他們像是掉入失重的空間，教室的規則全被打破，他們得重新習慣課程運轉，理解自己的任務。
兩小時是流動的運河，好像經過許多又難以回憶。看見學生們各自發表意見，輪流上台為自己制定的教室合約簽名。有人平時沒什麼在看新聞，因為活動才知道荷蘭有一個很大的難民營叫Tel Apel，原來媒體有分左派右派。老師和學生分享自己過去理解議題時，曾經認為進步派的世界才是真理，但後來走到異溫層之後，才知道原來對方的立場是這麼建構的。好像真的敲開一些什麼。
寫滿文字的便條紙，不見空白的學習單，桌椅是群島，與離開前沒喝完的茶。回過神已經跳上巴士，隨車廂搖晃失去意識。
Podcast
登出烏特的倒數日子，去了Nathan的奶奶家。工作坊結束後，我們找了個時間，一起錄下這段時間的觀察反思。
那天天氣正好，和煦陽光把屋內變得金黃。各自找了個古董沙發椅坐下，按下開機。
「他們的基礎知識比想像中的少」，那天工作坊，我們發現大多數的學生對於移民議題渾然不知，也鮮少對於近日移民政策的了解，看了報導得花時間消化，另外搜尋文章中出現的名詞。然而，諷刺地是，這是近年來荷蘭社會非常棘手的社會問題，到底是什麼讓教室和社會脫節了呢？我們想著，也許更是因為我們第三者的身份，才有機會和他們聊聊。
語言不免是屏障，因為我無法說荷蘭語，這場工作坊勢必得使用英文。但相對而言，當地學生得用自己掌握度不高的第二外語，進行課程討論。還是有部分同學會害怕使用英文，或是無法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，學生之間的話語權與他們的語言程度成正比。對我而言也是，當學生們搜尋討論荷蘭語的新聞資料時，我也難以給予最即時的回饋，只能靠Nathan在各地即時救援。
活動中，學生們在合約中希望教練（我們）成爲解答問題的協助者，意思是如果同學沒有發問，我們自然也不會插手。放手之後給了他們更多自由，大部分的組別不用我們的協助，都能自行討論完成多數問題。「我就說荷蘭學生很自主吧！」，Nathan驕傲地說，當學生認為自己可以完成許多事，老師不把學生當作毫無知識的個體，也許一切就能不同。像是那句老話，不是將水瓶斟滿，而是點燃學習的焰火。
當教室變成實驗室，老師也得重新調適。工作坊兩節課分別是不同的老師負責，其中一位就像是典型的旁觀者，坐在墊高的講台上，靜靜俯視一切發生，跟學生並沒有太多互動。另一位老師則是先詢問我們工作坊的設計理念，接著默默支援主動發問、看不懂荷蘭語新聞的學生們。課程最後的討論，老師成為參與者，分享自己對於媒體極化的看法。看似簡單實則不易，他不是固守，而是分享自己所擁有的知識，引導學生走向終點，但同時願意坐在圓圈之中，平等地和學生們討論思辨。
「這應該變成一學期的課程吧！」，我們異想天開地討論著，一堂課能改變的事還是有限，如果能變成六到八週，讓學生先熟悉翻轉教室的討論默契，接著練習閱讀新聞、分辨立場，開啟基於事實的政治討論，共同找到未來社會的解方。也許還可以走得更遠，如同我們之前根本沒想過會走到這裡。
總之感謝一切的發生。
關上錄音機，不知不覺又聊了好久。Nathan向我介紹奶奶收集的古董們，成櫃的唱片盒，手掌大的表框照片，來自異國的紀念品，「她總是喜歡囤積東西」，曾經因為戰爭而逃難，已經無法承受更多失去。沒想到回到故事起點。
我們把音檔打包寄給Danielle，不久後收到她的回信：「我很喜歡你們的 podcast，隔著螢幕都能感受到你們的熱情。這真的是一場很棒的實驗，對於學生和老師來說都是全新的工作模式，我很高興你們能看見自己在工作坊中的貢獻，同時非常好奇，Patrick回到台灣之後，會如何跟他的朋友分享這段經驗。」
不過四個月，記憶比想像中遙遠，最終留存的只剩這些。
